宋葛龙 王明姬：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是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

一、深刻领会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重大意义

当前，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交织演进，制度创新的深度突破有助于实现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的循环贯通。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其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既是新时代破解发展动能转换难题的战略擘画，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智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要求。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构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教育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提供基础支撑，科技创新推动教育模式和人才培养方式变革，人才则是教育和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通过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能够打破三者之间的壁垒，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从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竞争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依靠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创新效率，激发人才活力，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通过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通过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三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举措。当前全球科技创新正加速演进，科研组织形态呈现重构趋势。创新本质上是多主体协同、全要素整合的系统性工程和社会化协作的产物，要求国家层面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战略科技力量，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知识生产、技术攻关和产业转化的高效衔接。通过优化教育体系，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通过完善科技管理体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通过健全人才激励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从而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保障。

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通过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能够为更多人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机会。同时，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能够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让更多人才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从而在更高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二、准确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特征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性制度创新，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体现了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质变跃迁，通过推动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形成系统性重构、整体性落实、协同性突破、适配性育才与创新性转化的格局。

系统性重构，教育科技人才相互依存并有机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谋划和推进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全局观念，强化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分轻重缓急，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三者天然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逻辑闭环。教育依靠人才、培养人才，科技依托教育、反哺教育，人才发现科学、创造技术，科技在实现个人生产力全面普遍发展的同时反哺教育，大幅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价值，形成正反馈机制。而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目的是培育新质生产力，通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全球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国家竞争力。因此，准确把握系统性，就是要在战略层面做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谋划。当前，我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亟须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系统化整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协同联动。立足当前、瞄准长远，系统着眼、突出重点，通过构建并完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制度体系、工作体系和评价体系，持续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充分发挥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整体性落实，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的全面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力求形成整体效能，既不能单打一，也不能顾此失彼。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领域、多个层面，需要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进行全面改革。在顶层设计方面，要加强党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快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把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领导体制，为改革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在基层落实方面，要坚持企业主体、政府主推、高校主动、人才主力、市场主导的思路，协调好央地间、部门间、军地间的关系，鼓励各地各部门结合自身实际，大胆探索创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持续增强政策的连贯性、互补性和协同性，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协同性突破，部门协同、区域协同与产学研协同。聚焦“四个面向”的时代要求，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关键和基础，就是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工作机制。在部门协同方面，教育、科技、产业等部门要制定协同发展的长远战略规划，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多种手段，支持引导协同发展，实现战略一体谋划、管理一体协同、工作一体布局、事业一体推进、资源一体配置、政策一体设计。在区域协同方面，要加强区域间的教育、科技、人才合作，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实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战略性人才队伍和国家科研机构的共研共享、同气连枝、齐心协力，形成跨领域、跨部门、跨行业、跨体制的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在产学研协同方面，要深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构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供需匹配、精准对接、双向融合的工作机制，打造“政府搭台、企业出题、高校和科研院所解题”的联动格局，实现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的有机衔接。

适配性育才，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教育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是科技创新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就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育人方向，推动德育有机融入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各环节，构建“五育融合”的一体化育人体系。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就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前瞻性动态优化调整学科布局，强化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建设一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就要夯实高校学生的基础知识，激发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培养探索性、创造性思维品质，打造以科学教育、工程教育、职业教育为代表的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提升人才质量为核心，聚焦原始创新能力，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急需短缺人才。

创新性转化，将教育和人才优势转化为科技发展动力。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期，体制机制壁垒尚未完全破除，制约了创新效能的最大化。破题之要，在于系统集成；攻坚之策，重在改革突破。一方面，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本身就是一项创新实践，需要以创新驱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创新。在教育领域，积极探索新的育人方式、办学模式和管理体制，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在科技领域，完善科技创新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人才领域，创新人才评价、激励、流动等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另一方面，人才的创新能力对于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培养一批掌握核心技术、推动关键领域突破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企业家，可以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尽早占据国际科技创新制高点；培养大量适应新产业、新技能需求的卓越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产业升级，实现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变，从而显着增强国家竞争力。

三、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是一场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变革。需要以系统思维打破单兵突进的局限，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打破利益藩篱，以放眼全球的胸怀推进开放创新，以系统集成的智慧统筹三链融合，构建一体设计、协同发力的体制机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让教育、科技、人才真正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澎湃引擎。

强化系统集成，构建协同发展新格局。完善顶层设计的战略统筹，制定教育科技人才中长期规划，建立目标衔接、政策配套、资源整合的“一盘棋”机制。将高校“双一流”建设与重大科技专项、重点产业人才需求同步规划，推动学科布局与国家战略需求精准对接，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资源共享平台，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碎片化。创新评价体系，改革“五唯”评价标准，建立分类分层、多维度的考核体系。例如，对基础研究人才实行长周期考核，对工程技术人才突出成果转化和产业贡献，对青年人才实施“非升即走”弹性机制，赋予更多试错空间。优化资源配置的杠杆机制，推动财政投入从分散撒网向精准滴灌转变。设立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基金，重点支持交叉学科、前沿技术和“卡脖子”领域攻关。鼓励社会资本通过PPP模式参与国家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

健全适配机制，打造创新策源新高地。建设“学科—产业”耦合的新型高校，支持高校与企业共建现代产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推行学科专业随产业动态调整机制。推广“双导师制”，推动科学家与工程师联合授课，培养兼具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打造“研—用—转”一体化的创新平台，在京津冀、粤港澳、成渝等区域布局一批国家级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赋予其人才引进、项目评审、成果转化自主权。持续扩大“揭榜挂帅”覆盖面，由企业发布技术需求榜单，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揭榜攻关”，政府按比例给予研发投入补贴，实现需求端与供给端无缝对接。健全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完善科技成果确权、作价入股、收益分配等制度，探索先确权后转化、先试用后付费等灵活模式。鼓励各类用人单位灵活采取股权、期权、科技分红、超额利润分享等激励措施，确保将转化收益按贡献奖励给主要完成人。

创新人才机制，激活“第一资源”新动能。构建“塔尖—塔基”并重的人才梯队，面向战略科学家实施一人一策专项支持计划，赋予其技术路线决策权、团队组建权、经费支配权；面向青年科技人才设立蓄水池计划，提供首聘期免考核保障；面向技能人才完善职业资格认证与职称评定贯通机制，拓宽职业发展通道。推进“引—育—留”全链条开放，试点“人才特区”政策，对境外高层次人才简化签证、执业许可流程；建立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支持“本地注册、海外经营”；完善人才安居、子女教育、医疗等配套服务，消除后顾之忧。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建立科研诚信“白名单”制度，对勤勉尽责的探索性失败不予追责；设立“非共识项目”专项基金，支持颠覆性技术早期研究。

扩大制度型开放，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主导国际科技合作规则制定，发起“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牵头成立国际性科学组织，推动我国主导的5G、光伏等领域标准成为国际通用规则。构建双循环人才流动体系，支持高校与国际顶尖机构共建联合实验室，试点双导师、双学位培养模式；鼓励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就地吸纳高端人才。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对标，加大对原始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积极探索技术经理人制度；完善商业秘密、数据产权等新兴领域立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平衡包容的国际规则。

（作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人才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