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1866—1925)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而且是近代史上最早倡导对外开放的思想先驱。他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提出了一系列实行“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发展实业、利用外国人才和方法的积极主张,富有远见卓识,至今仍不失启发和借鉴意义,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在孙中山逝世百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回顾总结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以期从中得到有益启示。
必要性和迫切性
孙中山立足于国情和现实,在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放眼世界,从世界发展客观规律的高度,深刻认识并全面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第一,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孙中山认为,长期以来,旧中国处于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这是中国近代落伍的症结所在。出于对清王朝长期奉行闭关自守政策的不满,他严厉抨击了这一政策:追究“中国数千年之积弊”而“又不能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的缘由,就是“吾国向来闭关自守,深绝固拒”。尽管“中国数千年来,本一强大之国”,但“惟守旧不变,故不及欧美各国之盛强。满人入关后,愈形衰弱,渐渐召列强之侮”。他大声疾呼:“非改变从前之闭关主义不可”,“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
第二,立足于国情和现实。认清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问题的基本依据。孙中山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立足于对国情的清醒认识和把握,论证了开放主义的迫切性。他认为,中国有四个有利条件:其一,中国土地有“四百余万方米之广,居世界之第四,尚在美国之上”;其二,“至于人民之数,则有四万万,亦为世界之第一”;其三,“而物产之丰、宝藏之富,实居世界之第一”;其四,“而人民之聪明才智自古无匹,承五千年之文化,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尝为世界之雄矣”。但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本是地球上数千年来文明最早、富强之国的中国,而现在却退步至不堪言状,生产力、科学技术严重落后,资金不足,人才缺乏。为尽快改变落后现状,孙中山提出开放主义以借助外国资本与文明成果,“用人之长,补我所短”,并与尽量发挥我国的潜在优势相结合,以加速经济现代化进程。
第三,放眼世界。孙中山久居海外,曾多次游历欧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他看到当时“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西方各国因开放而“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势日强”。他以深邃的世界眼光,从世界发展客观规律的高度阐述了开放主义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他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日趋开放的世界,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往来、相互依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各国都相继卷入了一个国际经济体系之中。“现今世界日趋于大同,断非闭关自守所能自立”。在此情形下,任何国家从事经济建设都必须集合数国之力才能成功。“现世界各国通商,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
具体形式和途径
孙中山不仅力主对外开放,而且在对外开放的具体形式和途径方面,即通过何种方式将开放主义付诸实施上,进行了积极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主张。
第一,利用外资。其利用外资主张的正式提出是从修筑铁路开始的。孙中山认为,振兴实业,交通先行,因而提出了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宏伟计划。但修建铁路需用巨款,而我国国库支绌,民穷财竭,资金匮乏,难以筹措。要克服这一困难,弥补国内资金之不足,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全面利用外资。“国家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孙中山不仅提出了利用外资发展实业的积极主张,而且还进一步设想了如何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他拟定了三种方式:一是借资兴办;二是华洋合股即中外合资兴办;三是定以限期,批与外人承筑,期满无价收回,也就是允许外资独办或批给外国人包办。三者之中,以批办为最相宜,利多而害少。
第二,利用外国人才。孙中山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尽管人民之数则有四万万,为世界之第一,但由于中国教育落后,“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国内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严重奇缺。孙中山深感这是国家衰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为解决人才短缺问题,他提出,除兴办教育、多开学堂之外,当务之急就是利用国外人才。“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要“广罗各国之实业人才为我经营创造”,聘用外国专家来中国企业工作。同时他提出,受雇外国人的条件和“必尽义务之一”是“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这是很有远见的。孙中山曾数次写信给国际友人,请求他们“代为物色能帮助我国发展实业之类的人士”,“代为留意罗致”工程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以及具有开发矿产事业才能之人员。
第三,利用外人方法。孙中山认为,中国“握有世界上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地大物博,从资源条件看,“断无不富之理”,“所惜者,尚未掌握开发此等富源之锁钥——即不谙实业经营之方法而已”。为此,必须“取法乎上”,利用外人方法,学习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经验,努力提高我国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才能迅速缩短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迎头赶上。
应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
为保证“开放主义”健康顺利地实施,孙中山还确立了一系列应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
首先,对外开放应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上。孙中山认为,通商是以有易无,是两利的事。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双方互惠,“固不仅中国一国之益也,而世界亦必同沾其利”。一方面,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中国对世界也会作出较多贡献。外国过剩的资金和设备需要投资场所,而中国利用这些闲置资本,大量引进外国的机器和物资,这就为世界各国开拓了一个广阔的中国市场,必能给双方带来利益。
其次,实行“开放主义”应以不损害国家主权为前提。对此,孙中山清醒地指出:“惟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民国建立后不久,就新政府举借外债问题,孙中山提出了三项原则:采用“纯粹商业性质之办法”,不与外国政府发生关系,有利于提高中国独立生产经营能力。
最后,反对全盘照搬。孙中山分析中国国情后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因此,他强调,实行“开放主义”,绝不是要将西方文明全盘照搬,而是要有所比较、选择、取舍。
不难看出,孙中山提出开放主义,其目的是借助于国外近现代文明成果和资本,来解决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所急需的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等问题,以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摆脱贫穷落后,“致中国于富强之境”,体现出孙中山开阔的世界视野以及深厚的爱国情怀。但遗憾的是,由于孙中山生前“革命尚未成功”,民族尚未完全独立,还不具备实现其对外开放思想的社会政治前提,加之其思想本身带有很大的理想成分,因此,其“开放主义”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和实施。毛泽东同志指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我们今天研究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就是要以史为鉴,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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