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轶峰：21世纪以来日本学界历史认识论的新探索

内容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历史学者在历史认识论领域推出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成果。以其中关涉历史学“语言学转向”的着述为中心所做的初步梳理显示，当代日本学术界对西方史学理论动态密切关注，并做出了总体而言积极的、争鸣性的回应。其中既有大体依循爱德华·卡尔、海登·怀特论说并进一步发抒的言论，也有对历史学“语言学转向”说进行批评的看法，还有一些尝试超越“语言学转向”的历史认识论、方法论主张。这些论说和动态值得学术界持续关注。

关键词：日本 历史认识论 语言学转向 相对主义

20世纪后期的国际史学理论界流派纷呈，论说者各逞其能，其中最具有挑战性者，为后现代主义史学。虽然并没有一个学者足以代表这一思潮，论者大体上以美国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为这一思潮的标志。怀特通过比较19世纪欧洲着名的4位历史学家和4位历史哲学家的着作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人着作成功的基础是他们在论说中采取的策略，他们的话语策略构成了历史学的真正基础即所谓“元史学”，历史学的性质因而主要是“诗性”的，与文学没有根本不同，与事实没有什么关系。怀特并没有声称他的《元史学》是后现代主义的，但是沿着他的思路进一步发挥下去的学者和一些评论者坚持认为他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旗手。后现代主义史学论说不断伸展，各种关于文本书写历程、文本策略、话语方式的考究风靡一时。这一动向的积极意义是进一步揭示出19世纪欧洲客观主义史学历史认知观念的机械性，也或多或少丰富了历史书写的理论。其带来的问题则是，将以人类经验事实作为基本认识对象的历史学转变成为以历史书写为基本认识对象的文艺学。一向仰视欧美历史哲学的亚洲各国史学理论家，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论说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回应。其中日本史学界的相关讨究有响从，有辩驳，也有新的建议，值得特别加以注意。本文对21世纪以来日本出版的几部史学理论性质的着作中的有关内容做初步评介。详细研究，还需假以时日，从容为之。

一、遅冢忠躬：“柔和的实在论”

2010年5月，遅冢忠躬教授出版《史学概论》。作者申明，前人已经阐述清楚而自己不能提出超越性看法的问题在这本书中不再详述，所以该书不是一本类似中国同类书名着作那样综合常识、力求平允的历史学科概述教科书，而是一部从总体上重新探讨历史学特质的专门着作。其核心线索，是在回应后现代主义历史学挑战语境中修正实证主义的历史学观念与方法论，作者自己将之称为“柔和的实在论”。

遅冢忠躬提出，历史学是一门关于经验的、客观的科学，其前提是逻辑整合性和事实立足性——这构成历史学与宗教、意识形态、艺术的区别。所谓客观的科学是指，依据此种学问所提出来的命题（proposition）即研究者用语言所做的判断，是可以被他人衡量的。由于作为对象的历史不再发生，所以不能通过实验实现积极的证明，但可以通过否证而得到消极的检验。在公众可以自由讨论的情况下，只要保证命题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就具有了客观性。证伪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看提出的命题是否符合逻辑；二是看是否存在可以推翻作为命题之依据的事实。遅冢忠躬努力“将作为科学的历史学的工作限定在事实和逻辑的世界里，而把进入超越事实和逻辑的真实世界的工作作为文学艺术的活动”。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突出历史学工作的轮廓，使其得以继续下去。

关于“历史”这个概念包含歧义并易于引发误解的问题，遅冢忠躬不赞成用类似“历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这样模棱两可的说法来处理，而是主张通过采用两个不同词汇分别指代其含义来实现明晰化。此即，“把作为研究对象的各种各样的事实（过去发生的事情）”称为“历史”，把表示研究者处理其研究对象的行为称为“历史学”。进而，遅冢忠躬主张区分“事实”（fact）、“真相”（truth）和“真实”（reality）。他认为在历史学的工作中，区分客观事实和主观解释是非常困难的，但即便如此，也应该尽可能地把模糊的东西区分清楚，除了尽量区分“事实”和“解释”，还要尽量区分“事实”和“真实”。“尽可能地积累历史上的‘事实’，并对之进行合理的解释，我们才能逐渐接近历史的‘真相’……”事实是可直接经验的表象，真相是超越直接感知事实背后的本质，认识真相需要艺术家的直觉。遅冢忠躬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人类过去的事实”，这是一个比其他学科更广泛的对象。过去的事实不能直接看到，只能以作为痕迹的史料为媒介来了解。认识个别事实的工作可称为“事实认识”；设想诸事实之间关联以建构整体性认知的工作就是“历史认识”；历史研究是带着有关现在的问题向过去进行询问从而更好地理解现在的工作。

他把历史学家的工作分解成作业工序：1.设定问题；2.从繁杂的史料群中选取与该问题有关的各种史料；3.通过对各种史料记载的探讨（批判、对照、解释），认识（确认、复原、推测）史料背后的事实，即进行考证；4.以考证所认识的事实为素材设想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解释诸事实的意义；5.提出关于最初问题的假设（命题），并构筑和修正基于这个假设的历史形象。他认为自己描述的历史学家工作过程已经脱离了兰克式的朴素实证主义，因为这个工序承认从历史学家提出问题开始，历史学家的主观就已发生作用，其他各个环节中也都有历史学家主观性的介入。但是，遅冢忠躬并不认为因此就可以把历史学的工作与文学创作和叙事等同起来。“我认为，对于语言学转向以后的现代历史学不断向这一方向发展的状况，有必要在某个地方加以阻止。在哪里制止呢？第一，承认独立于主观解释的客观事实的存在；第二，把事实所不能证实的现象当作经验科学所不知道的真实世界的东西，排除在历史学的对象之外。”所谓独立于主观解释的客观事实是指那些“没有记述者的解释介入余地”的事实，例如某日外汇汇率的记录。他说：“我认为300年前的市场价格表和课税台账上记载的数字，基本上就是事实本身。”遅冢忠躬还主张区分结构史中的历史事实和事件史中的历史事实。结构史中的事实是由大量、反复出现的事实构成的持续性较长的现象，事件史中的事实是个别、一次性的事实构成的持续性较短的现象。某男或女出生或死亡、某市场买卖某商品、某人向领主交了某种数额的租等，这类事实单独而言，几乎没有历史意义，但大量类似现象就构成人口动态模式、市场价格变动模式、领主农民关系模式等。关于结构的以及计量的历史学就是通过研究此类事实而建立起来的。 事件史中的事实之意义有的明显，有的需要在解释中显露出来。此外还有“文化史上的事实”。赋予人们某种行动动机的东西就是文化，表现这种文化的事实就是“文化史上的事实”。文化史上有意义的事实主要是指超越个人领域的人类集团的以表现、言论体现出来的集体倾向性的事实。结构史中的事实的最重要性质是，史料记述者的主观解释和历史学家的主观解释几乎都无法介入其中。作者把结构史上的事实命名为“不可动摇的事实”，而“在所谓的后现代历史理论中，特别是在关于历史—故事的理论中，这种‘不可动摇’的事实的存在完全被置于视野之外”。对于事件史中的事实，遅冢忠躬提议分清事件的核心部分和边缘部分。比如，巴士底监狱被占领这个事件，该监狱被占领是核心，它“不动摇”，相关的原委是边缘，解释的介入增多，所以是“动摇”的。历史学中事实认识的对象，按照结构史上的事实→事件史上的事实→文化史上的事实的顺序，动摇度逐渐变大，即逐渐变得难以确认和复原。即使是文化史上的事实，也不可能仅仅通过文本实现合理的解释，也要与文本外的结构结合起来。他指出，学术界关于历史事实来源于历史学家的误解始于年鉴学派的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其传播是由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的《历史是什么？》第一章“历史学家和他的事实”造成的，最近的表现则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由于历史学的前述性质，“历史学向读者提示的并不是所谓诉说历史的真相且将事实按照逻辑组织起来的命题，而是一个永远未完成的半成品。所以，读者是将那个半成品作为材料，自己思索历史的真实。也就是说，正如第一章的结论所述，为读者提供素材并引导他们思索，这才是历史学的目的和作用。无论是尚古的、反省的还是发展的历史学，都是想以现在的问题追问过去，通过与过去的对比来更深刻地理解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创作出的作品，正因为是未完成的半成品，反而会促使读者将其作为素材，与作者一起凝思”。

基于“柔和的实在论”，遅冢忠躬明确反对否定纳粹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历史存在的言论。同时他强调，“只有在保障公开场合的自由讨论的情况下，才能保证以可证伪性为标准的历史学的客观性”；“我们必须铭记，‘历史研究的自由’不是为了保护历史学家的特权，而是为了保护全体国民的自由”。

遅冢忠躬的研究表明，他已经超越了许多亚洲史学理论研究者把西方史学理论整体地当作学术发展方向的思维惯性，也没有简单拒斥现代主义历史学。他在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达到较深了解的基础上，选择坚持历史认知意义、目的、方法各种意义上的“实在论”基本立场，通过权衡、融汇，提出一种既能汲取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部分要素，也能保持历史学求真意蕴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历史学方法论。此中体现的思想独立性值得肯定，其《史学概论》也应该成为国际史学理论界认真讨论的着作。

二、大户千之：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古典先声

大户千之《历史与事实——超越后现代的历史学批判》出版于2012年。这本书采取了西方古典历史思想与后现代历史学关联、比较的视角，对历史与事实的关系重新做出阐释。其论说中的一个发现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主张在古典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大户千之回顾了19世纪以来客观主义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及其经历，指出，这种历史学将自己的工作定位为站在没有预设和偏见的公正立场上，通过严密地研究史料，复原客观的史实。这种观念后来遭遇了严厉的批评。在批评者看来，所谓“如实传达事实的客观历史学”只是幻想。所谓“历史”实际上只是一种“话语”，是历史学家建构的关于过去的看法，历史学家各自讲述自己建构的故事，而不是把过去原封不动地加以复原。在历史是被叙述出来的意义上，可以说历史等同于虚构。叙述关于历史的普遍性真实是不可能的，只能在认识论上采取怀疑主义的立场，在价值评价上采取相对主义的立场。这种批评对于大户千之说来是颠覆性的，他指出：“这种观点是从根本上动摇传统历史学基础的威胁，历史学面临着丧失自信的危机，甚至会听到历史学家们可能不得不永远停止他们的工作的声音。”他尝试追溯这类观点的渊源，指出，所谓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说与史学理论家们对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学的理解有关；海登·怀特主张的历史书写与故事书写性质相同的说法，则有从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到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ehel Foueault）有关一切只是解释的思想谱系说相关联。问题的核心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努力拆解的历史学与事实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西方古典时代就已经被反复讨论了。大户千之分析了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Thucydides）、波里比阿（Polybius)的史学思想，指出西方古典史学家就曾围绕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其历史书写中的事实问题提出过不同的看法。

大户千之自己的主张体现在该书题为“历史写作的原点”的结论部分：人们参考历史、回顾过去的事实，是为了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叙述事实、传达事实是历史学的意义所在，历史书写因为关涉事实才成为思考人类的可靠材料。要知道真相就必须依赖信息，这对于了解过去和了解现在都是一样的。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信息就是史料。历史研究者要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研究其可靠性，分析其内容，据以判断和解读事实。文学则不受这种限制，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进行叙述。说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必须有可以作为证据的史料，并不意味着说历史研究者不可以进行推测和想象，只是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有必要明示其根据，或者说明这是想象的，说明其想象在何等程度上接近事实，以便读者进行判断。“近代历史学的出发点不是谎言和虚构，而是重视真实存在的事物……具体地说，就是忠实于史料所传达之物的立场的主张。如果按照字面意思，将此理解为把历史原原本本地复原，并主张这是不可能的，想强调历史学的无力和局限性，这是后现代主义论者的误解。

把历史学作为文学来看待，肯定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独创，看到这种观念以往的情状，才可能将之置于人类思想的历程中衡量。虽然大户千之提出的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存在西方古典时代先声的说法还需要经过细化的考察，才能判定其吻合的程度究竟如何，但提出这个看法本身肯定是有意义的。这至少需要提出者对于一种流行的关于历史学本质的颠覆性看法拒绝盲从，而是自己去调查该看法的思想、文化、历史源流，进而用自己的理性去做判断。后现代主义历史学不可能是突兀而来的，探寻其深层思想文化渊源才可能理解这种历史学。大户千之在探寻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早期迹象的基础上，重新表述了关于历史学与文学差异的明确看法，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小林道宪：由相对走向自由

小林道宪《历史哲学的邀请：基于生命范式的思考》于2013年出版。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是2011年“3·11日本地震”和福岛核泄漏事故后引发的关于历史意识的反思性着作。其中较大篇幅，用来在前述视角下讨论对于历史本身属性，包括变动性、偶然性、进化性、历史创造的认识，第四、五两章则集中讨论历史认识和书写问题。受爱德华·卡尔影响，小林道宪关于历史学家与历史关系的讨论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一致，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和历史认识的间接性、历史记载与书写的选择性，以及书写者的选择和价值观介入。在这样的语境中，小林道宪强调，“即使是同一件事情，历史学家也能找出不同的原因，创造出不同的故事。历史是由历史学家创造出来的”。“从根本上规定着历史叙述的正是历史学家所持有的历史观。也可以说，正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创造了历史叙述，进而也创造了历史事实本身。”爱德华·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是把“历史事实”作为历史学家选择出来加以研究的资料而不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来讨论的。所以，在把小林道宪的这种说法放在卡尔的定义和语境中可以自洽，但问题是卡尔的定义本身是大有问题的。原因是，卡尔回避了作为过去发生的事情的“事实”来讨论“历史事实”，从而以一种不合逻辑的方式把“历史”观念化了。

在谈到历史解释的时候，小林道宪指出：“为了实现理解，我们必须克服笛卡尔以来区分主观和客观的两分法。历史现象和解释是相关的。历史上的事实，如果没有解释就无法浮现出来。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只有解释的历史。记录中已经包含了解释，而历史故事是在解释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不存在独立于历史学家解释之外的客观历史。”“但是，要理解已经消失了的过去人们的言行，就必须依靠我们现在的体验。在理解历史生命的表现上，使理解成为可能的解释者本身的体验是不可或缺的……虽然解释学作为理解历史生命的方法论被确立下来，但历史学也必须是这样的理解之学。否则，就无法描述过去人类的生动状态。经验不是通过思维来分析的，只是被体验的。”如何实现现在和过去之间的联系呢？小林道宪认为，历史学家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翻译者，他们基于自己所处的现在，将过去的事实转移到现在的语境中，来解释其中的含义。在此过程中，“事实通过语言被赋予了意义……事实会因为语言而改变”。他直接采用了海登·怀特关于历史学家将历史故事化的说法，称同一段历史，可以被写成悲剧，也可以被写成喜剧、讽刺剧或闹剧。他把历史学家的工作比喻成烹饪。“历史事实”——其实他指的是史料——如同食材，烹饪方式不同，结果也就不同。“历史学家对事实进行加工、变形、改写，变成了故事。”与很多学者强调历史学是艺术因而区别于自然科学不同，小林道宪认为二者都是艺术。“自然科学也是通过假说这一脚本讲述的自然故事。以往人们相信，自然科学能够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达成合理的一致意见，其特点是普遍性。但是，从历史性、文化性的角度来看，科学也是相对的。科学也是反复地提出假说并进行验证，不断建立新的假说。科学也是历史性的东西。自然科学是对自然进行理解的学问，历史学是对历史进行理解的学问，它们都接近艺术。

小林道宪借鉴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大部分观点，包括其历史相对主义。但是，他不赞成因为相对主义就走向怀疑主义。他说：“后现代主义挖掘出历史的相对主义，主张历史认识不存在客观性，也不存在历史真理，结果陷入了怀疑主义。但是，未必有陷入怀疑主义的必要。如果一切都只有相对的价值，那么反过来，任何历史记载都将同等地被承认其意义。如果彻底贯彻相对主义，我们反而可以不受任何束缚，进行自由思考。也能理解解释上的偏差和误解。正是对相对性的自觉，人们才变得自由。”“对历史的某一看法不可能绝对正确。我们无法断定一个历史现象只有一个意义。历史没有绝对的基准体系，也不存在绝对不动的定点。而且，历史总是只在特定的范围出现，所以无法以完整的形式把握历史。因为从某个视角观察对象时，一定会残留看不见的部分，而从某个观察者的角度观察对象，则会产生盲点。”

小林道宪基本上可以归于日本学者中追随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学者。他的起点是爱德华·卡尔的着作，对后来进一步展开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也有涉及但讨论不多。他的独到之处，一是提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都是艺术；二是彻底的相对主义。就前者而言，历史学与自然科学都有想象的介入，因而都包含艺术性成分。就后者而言，彻底的相对主义是一个哲学问题，超出历史学范围，不宜贸然评论；就目前学界已经提出的历史学相对主义——这是一种“不彻底的相对主义”而言，则肯定是有缺陷的。

四、长谷川贵彦：超越“语言学转向”

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长谷川贵彦在2016年出版《现代历史学的展望——超越语言学转向》。这是汇集作者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间所写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方面的论文而成的着作。其讨论的基本问题是面对社会史发展、语言学转向、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各种问题的历史学之前景。作者认为英国是新自由主义突出的国家。这种新自由主义以撒切尔夫人的民营市场经济、保障私有权、威权主义结合而拒绝福利国家政策为特征。该书讨论的话题与英国史关系紧密，因而提供了从日本透过英国史学理论来审视晚近历史学动态的一些看法。

长谷川贵彦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英国社会史研究适应新保守主义政治氛围，以工人阶级为中心，以物质利益为基本范畴，强调连续性，否定断裂性。80年代以后兴起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则提倡关注人民、性别、种族、民族差异、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研究。当时盛行的后现代理论从文化、语言等领域推动了具有相对自主性、建构性的探索，迫使社会史发生转变，甚至出现“后社会史”。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的演变中，历史学随着整个近代知识发生结构性转变而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从对客观主义的批判开始，发展到对过度主观主义倾向的批判，逐渐突破各种二元对立构成的知识矩阵，找寻中间领域。这时的社会阶级分析，不再注重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对抗，而是关注中产阶级；女性研究则倾向于在生物学决定论式的本质主义和语言决定论式的建构主义之间找寻“经验”性问题。在长谷川贵彦的梳理中，英国史学界的所谓“语言学转向”问题既与美国海登·怀特式的主要从历史学家的文本建构意义上寻求突破的论说相关，又有另外的进路，即更能凸显与社会史的关联。他强调，这种转变与认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时代的社会流动性问题相关。英美历史学家在新保守主义的大学改革中丧失了自信，对他们来说，通过语言可以改写一切的看法很具有吸引力。“语言学转向”之所以被狂热地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具有与此相关的心理保证功能。美国移民社会所具有的流动性推动了建构主义思想方式的流行，但在实证主义文化更为根深蒂固的英国，运用语言学话语的是倾向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在“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中，人的主体性被剥夺。摆脱这种困境的尝试，是“经验”“实践”作为历史学核心概念浮出水面。经验并非只是象征、语言等符号体系或话语的结果，而是积极的有创造意义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个人叙事是构筑自我主体能动性的路径，也是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并且成为口述史学合理性的一个支撑。

在长谷川贵彦看来，“语言学转向已经过去30年了”。在此之后的历史学动向中，表现突出的是文化史研究，2000年以来更是如此。虽然文化史由来已久，但现在的文化史“已经成为体现历史学方法论和理论可能性的一种存在”。他引述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看法提到文化史的3个阶段，认为古典文化史是在所谓时代精神的语境中描绘“某个时代的肖像”并特别关注社会上流的文化史；民众文化史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以关注民众文化、运用人类学并把文化宽泛化的文化史；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新文化史关注文化理论、文化表象和实践，并因后现代主义影响而有建构主义的倾向。在建构主义的文化史中，人们通过话语建构言说对象的表象，进而生产知识和相关的现实，在此过程中，特定的知识残留下来，其他知识消失。

超越“语言学转向”的历史学被长谷川贵彦称为“现代历史学”，这是一个非常窄化了的“现代历史学”概念。他统计了从1900年以来英语出版物中的词语使用频率，发现20世纪初政治史处于优势地位，战争期间经济史抬头，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史兴盛，其后文化史开始发展。文化史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学就是他所谓的“现代历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出生的年轻一代历史学家追求了解“实际发生了什么”。作为出发点，他们对第一手史料进行缜密的收集和分析，这种态度是对前一代人侧重语言、文化和文本分析态度的批判。他们既重视历史现象的物质基础，又关注历史主体的实践，“这种新实证主义以及对物质文化、结构和主体的关注被认为是后冷战时期史学史的特征”。文化史关注的民众，经常带有特殊性，如“边缘人”“越轨者”。晚近的研究则讨论日常世界的实践，调整了在后现代思潮中诸如物质与观念、主观与客观相互对立的观念。

关于历史学的前景，长谷川贵彦尝试做出展望，虽然大体上是缺乏系统性的推测，但他提到的话题值得注意。他主张社会史要注意民族特异性；文化史可以向主体的内心做深化研究，要与心理学和解；历史学在与朴素的客观主义划清界限的同时，应该采用对阐明语境有益的社会科学方法，基于可及资料的历史研究要做得更加缜密；历史学不应回避宏大议论，要参与公共性议题，要对抗非专业人士滥用历史的行为，恢复历史学的伦理性和实践性。

长谷川贵彦为恒木健太郎、左近幸村合作编辑的《界定历史学——框架史学史》撰写了关于战后世界史学史的第二章。该章中，他在介绍西方晚近史学史演变时，表达了对语言学转向、文化史转向的批评性意见，并在其对未来历史学方向的展望中提出了超越那些转向论的期待。这使得其思想在该论文集中显得有些另类。

长谷川贵彦认为，林·亨特（Lynn A. Hunt）以美国为中心对战后历史学范式变化的分析需要修正。亨特认为战后的历史学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论、年鉴学派、当代政治向文化史的转向。长谷川贵彦则认为，年鉴学派前两代研究的方向是以社会经济史为基础的整体史，第三代即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等人则转向了历史人类学方向。同时，欧洲各国出现了社会结构史、日常生活史、底层史、计量经济史等多种倾向，各国内部都包含多种潮流。在这样的演变中，“语言学转向”与历史学发生了“不幸邂逅”。“语言学转向”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语言哲学家中被讨论，与历史学没有直接关联。文化转向论将把文化视为“上层建筑”的观念颠倒了过来，主张语言和文化具有自律性，认为语言表现和文化表现构成了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这种研究采取文艺批评、文化研究、人类学、性别史学、底层研究等多种形态展开。文化转向后的历史学家对小的、地方性的、文化建构性的事物所具有的强烈热情与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有亲和性，也与历史学碎片化有关。长谷川贵彦还评论了全球史。全球史关注跨国家的宏大历史，边疆、沙漠、河流、海洋等跨国家的空间，采取自上而下的概括性理论建构与文化转向后的微观、碎片化个别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以一般化为目标，以具体史料为基础。所以，这也成为“新实证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最后，长谷川贵彦提到，历史研究者的实践性意识正在恢复。历史学的使命是在史实的基础上，以学知为武器，通过史实的发现，打破已有的关于世界的说明原理，对现状的变革做出贡献。事实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长期视角一直占据着历史学的宝座。但20世纪70年代，对微观历史的关注等短期视角占据了上风，导致研究狭隘化，产生了被称为“近视眼症候群”的状况，近年才出现回归长期视角的倾向。关于环境、气候变化、全球经济、贫困和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关注，体现了这种变化。研究长期问题时，无法回避大数据。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积累了庞大可用的大数据，基于量化资料的研究得到发展。历史学家应该在设定环境问题、贫富差距、贫困问题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等课题的同时，从长远的视角来分析现状，通过提供解决问题的处方来恢复伦理和实践。

长谷川贵彦的史学思考基于其对西方当代史学思潮的系统研究，同时他又是一个能够将史学思潮置于知识社会学的背景中加以理解的学者。前者使得他的认知超越了许多亚洲史学理论研究者支离破碎地引用西方学者某些说法来为自己的说法做支撑、点缀的局限，能够提供视野更宽也更有透视力和批判性的看法，后者则为他的思考注入了一种难得的实践意识。史学理论毕竟不是为了形成引人注目的说法，而是为了深化关于认知现实世界的方法论。长谷川贵彦能够比较周到地审视晚近史学思潮，在认可其贡献的前提下也察觉其涉及的一些弊端，提出自己独特的意见，其学术主张值得注重。

五、冈本充弘：以个人为起点思考历史

曾任东洋大学教授的冈本充弘于2000年至2001年间在英国参与史学理论方面的学术活动。他在2018年出版《过去与历史：远离“国家”与“近代”》，结合后现代主义历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说，从纳粹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等历史事件入手，讨论历史认识和历史记忆的相对性。在该书中，冈本充弘梳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解构论，寻求超越以国家和现代性为轴心的历史认识论。他认为，当代人关于战争的记忆正在因为新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而被改塑。新历史教科书不质疑纳粹大屠杀真实存在的结论，但却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实性持否定态度，“这是相当任性的历史认识”。并且，日本人都认为广岛和长崎曾被投下原子弹是确凿的事实——即使其中大多数人并没有亲眼目睹原子弹爆炸。所以，问题不在于证人多寡或同时代资料多寡，而在于认识主体。不同社会的认识主体即使就某一事实的存在达成共识，对该事实的解释也会不同，甚至可能因此而把作为认识对象的事实本身的实际存在相对化。冈本充弘就此提到，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讨论历史解释的相对性，而是历史认识中关于过去事实之认识的不稳定性、过去的不可知性、历史相对性说法的根据何在。他用很大篇幅谈论海登·怀特的论说。在他看来，怀特一贯主张历史的所有表象都有无法抹去的相对性，其根本原因是人们在将过去的事件描绘成可解释和理解的对象时必须使用语言，人们使用语言来叙述的关于历史事件的故事都不是中立的。即使是大屠杀这样的事件，呈现的方式也可以是相对的。怀特的观点曾受到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的激烈批评，但冈本充弘认为金兹堡的批评主要是对怀特思想框架的批评，并没有推翻怀特的论证本身。他对金兹堡关于通过多重证据检验以确定事实的观点不以为然，强调大屠杀的证人几乎都被杀戮，而留下来的证人都难以准确地再现事实，难以与其他证词对照验证。况且，即使同一个事件，证言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既有支持大屠杀真实存在的证言，也有否定大屠杀真实存在的证言。他引述女权主义者上野千鹤子的建构主义观点，认为历史学家要承认“各种各样的历史”，接受不同历史同时存在的认识。冈本充弘介绍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关于“文本通过被阅读而具有意义”的看法，以及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说法。他进而提出：“如果语言是如此不确定的东西，那么通过语言认识到的东西最终也会变成难以捕捉的不确定的东西。”冈本充弘接下来引述了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关于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科学与迷信、文明与野蛮、合理与不合理、中央与地方、客观与主观、普遍与特殊、正常与疯狂结合的“二元论话语”的看法，认为“我们现在所持有的历史认识的中心框架，就是由这种两分法所支撑的，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冈本充弘指出，现代历史学一直重视对史料的可靠性进行判断，从汲取历史教训的实用目的出发建构历史。“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历史，几乎都是被建构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年鉴派对整体史的追求都包含建构论的要素。我们平时所说的历史，是用过去时态呈现的过去的多个不同的事件，是沿着时间线作为因果关系来说明的。因此，我们所认识的历史并不是过去本身。“我们所经历、所见闻的过去实在，其实应该是一片茫然。我们从未直接经历过的过去实在，本来只是无限的混沌。我们在历史这一框架中对其进行整序化时，赋予其特定的形式，即赋予对自己而言可理解的、与他人之间可交流的故事形式。”他认为海登·怀特历史叙事理论中关于历史叙述中比喻法的运用就是历史相对性的重要根据。以各种比喻为媒介表现出来的过去不是过去本身，而是被翻拍成对现在来说可以理解的过去。即使以史料为证据确定了过去的事实，那也只是片段的事实。历史学家将片段的事实结合起来，赋予其具有意义的故事形式，这样的意义和形式是历史学家从外部赋予的。安克施密特（Franklin R. Ankersmit）把对个别事件的记述称为“narrative”。Narrative的构成要素不是本来的实体，与过去的事实并不相同。记述由语言构建，与过去的事情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对应。摆在我们面前作为历史的东西，即便是以实证研究为媒介，也终究是由历史学家建构起来的。“历史随着解释的变化而不断变动。”接下来，冈本充弘认为历史相对主义具有反拨现代社会弊端的合理性。他用了大量篇幅讨论怀特批判那种“依托事实性、科学性或客观性从而得以权威化”的历史的意义。在这种视角下，“无论是纳粹大屠杀，还是南京大屠杀，都是近代民族国家通过媒体和教育，进而利用权力的强制和诱导而酿成的偏颇的历史认识”。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否定这些事件实际存在的观点应该受到批判，但相关事实的存在本身也并非那么坚实。企图“修正”纳粹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路径有两种：一种是否定其实际存在；另一种是列举同类事件从而将它们相对化。“后者无论是在事实认识方面，还是在逻辑层面，可以说都具有优势。”他表示自己对试图在纳粹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上逃避自己责任的民族主义论调持批判态度，同时对过度提及大屠杀的行为持批判态度。在该书最后部分，冈本充弘强调站在后现代主义一边，批判专业历史的片面性，提倡从普通的个人角度以多样性去看历史，特别提到家庭史、公众史、大历史的发展。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论述很容易被认为是支持历史修正主义的，但其实因为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相辅相成，后现代主义可以对历史修正主义进行有效的批判。“我在这本书中的主张非常简单。不是把历史作为给定的东西，而是作为每个人都有差异的东西来考虑。这种以个人为起点来思考历史的论说与以往的许多历史论相比，或许是一种特殊的观点。但我认为，历史的意义归根结底在于每个人在有生之年如何认识过去。如果接受这个论说，那么过去的事实不仅在解释上存在差异，其存在本身也会因个体认知而有所不同。有过的事，也会变成没有的事。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也会最终抹杀过去的实际存在本身。这一问题与本书中提到的纳粹大屠杀和南京屠杀事件的抹杀问题相联系。”

除了展现出日本史学界对后现代史学理论达到相当广泛的了解之外，冈本充弘的这本书突出地反映出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尤其是历史相对主义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与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叙述的纠结密切相关。从索绪尔、德里达、巴特的语言与文本理论，到海登·怀特关于历史学家运用比喻等文本策略书写的论说，在冈本充弘的着作中联成一个说明历史相对主义的话语系统。他尽力把历史学家叙述的主观性、相对性与对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宰制进行反思的必要性结合到一起，主张抛弃整体化的历史，采取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学策略，并将之连贯成为一个主张历史事实本身就不具有确定性的论说。因为冈本充弘在书中一再申明他不否认纳粹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原子弹投放这些历史事实，但又极力倡导将这一切都相对化的主张，他的论说有一些诡辩的意味。与此相关，冈本充弘所使用的“历史”概念，基本上与爱德华·卡尔在其《历史是什么？》中所说的一样，是指历史学家所书写的东西，而不是过去发生的已然的真实。其实，历史相对主义的大量说法，都与卡尔式的“历史”概念相关。

六、结语

除了前述以外，日本晚近以历史哲学为主题的着作还有很多，值得从容梳理、专门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历史学趋于多元化，世界上各种历史学新颖潮流皆在日本历史学界有所体现。此时，日本已经进入世界经济最发达国家行列，旨在洗刷战后历史学反省所带来的所谓“自虐史观”的“新自由主义历史学”“历史修正主义”一度盛行。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尤其是所谓历史学“语言学转向”的言说在这种语境中具有比在其他语境中更明显的相关性。其间不乏借用“语言学转向”说和历史相对主义为“历史修正主义”做背书的主张。此外，我们看到的诸如前述的种种史学理论层面的相关回应之间的差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体现当代日本历史学界思想学术仍保持着争鸣的空间。其间颇有学者对国际史学理论思潮的流变采取审慎、独立、批判性思考的态度，提出了具有学术内涵的多种主张。在进入21世纪仅仅20年的时间，日本史学界在普遍扬弃线性发展观、“朴素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历史学观念的总体氛围中，对历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之类新的论说做出了具有一定深度的评析。相关着作既展现出日本当代史学理论界对西方史学理论动态相对全面的了解，也展现出一些积极、审慎、保持自我的意识。日本史学理论研究的新动态值得学术界予以持续关注。

本文注释、参考文献略

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来源：《古代文明》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