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技术—政治”范式下，提出“数字技术—政治权力”的分析框架，认为算力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性的数字技术，重塑了政治权力的生成方式、运行方式和存在方式，进而引发了政治权力结构的整体性重构，最终随着多元权力中心的出现、智能政府形态的显现以及数字民主时代的到来，再造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系统，启发了对于组织理论、政府理论、民主理论以及权威理论的再思考。
算力是一种基于计算技术、存储技术和网络传输技术的综合能力，经由ChatGPT、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问世，算力逐渐从“熟悉性的迷雾”中凸显出来，成为影响乃至塑造政治的主导性力量，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技术—政治”的研究范式。既有研究中，有学者认为“技术”不再是“政治学—行政学”框架下“治理技术”这一从属于“政治”的次要元素，而是从众多元素中上升为形塑当代政治形态的主导力量；也有学者在批判“技术工具说”的基础上提出“技术主体说”范式，强调技术的权力属性；另有学者认为数字智能革命的开展将人类的活动范围拓展至数字世界，数字空间的生产与政治权力的重组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生成关系，对于社会组织形式和自然人行为具有全方位的建构性。本文在“技术—政治”范式下，提出“数字技术—政治权力”的分析框架，认为算力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性的数字技术，重塑了政治权力的生成方式、运行方式和存在方式，进而引发了政治权力结构的整体性重构，最终随着多元权力中心的出现、智能政府形态的显现以及数字民主时代的到来，再造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系统，启发了对于组织理论、政府理论、民主理论以及权威理论的再思考。
数字智能时代算力对政治权力的重塑
首先，算力重塑政治权力的生成方式。在技术欠缺的前信息时代，物质资料的相对匮乏使得权力的争夺聚焦于土地、劳动力等基本生产要素，随着数字智能时代的到来，数据因其非竞争、非排他、传输快、可无限供给等特点，逐渐成为最具基础性和战略性的生产要素，但与传统的生产要素不同，数据必须进行处理和分析后才能投入社会生产过程，而算力则是撬动这一过程的“第一杠杆”。算力使得海量数据的有序结构和规律性自然涌现，在物理空间之外形塑出新的“数字空间”，传统权力被赋予数字属性，数据得以产生权力效应，表现出对政治客体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其次，算力重塑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算力驱动下的“算法治理”具有中立性、高效性、精准性和可预测性等天然优势，在克服传统社会中决策主体个人偏向性的同时，也能够基于对已知数据的深度学习来预测、防范治理风险的发生，以精准识别实现精准施策，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不仅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也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权力运行方式，使得权力得以被规范化、智能化、自动化行使。但随着算法嵌入政府治理的程度不断加深，政府将不得不让渡算法设计权、改良权、操作权，也就意味着传统时代以政府为中心的权力运行方式将受到来自大型科技公司的挑战。
最后，算力重塑政治权力的存在方式。算力驱动下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深刻变革了政治权力赖以存在的时空条件，空间和时间的高度离散化使得政治权力需要围绕数字空间中的基本构成要素——“信息”——展开。政治权力的“数据”生成方式和“算法”运行方式所建构起的“想象性认同”最终以“信息”的形式存在于“数字空间”之中。政府和数字化平台凭借其掌握的强大算力、海量数据和智能算法能够轻易左右社会中个体获取信息的渠道和内容，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以“过滤气泡”“信息茧房”等方式建构自身的信息化权力，进而建构起自身的数字化权威。
数字智能时代算力对政治权力结构的重构
首先，结构一元化走向结构多元化。数字智能时代算力规模的扩大使得数据处理和信息传播得以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内进行，尽管原来“一家独大”的政权组织在政治系统中仍然扮演着主导型角色，但大型科技公司作为主要的数字智能技术开发者和应用者，依靠算力支撑、数据控制、算法优化和信息垄断等方式有力地影响公众舆论乃至政策制定，进而从权力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成长为新的权力主体，于是，传统的以国家政权为主要代表的“一元化”政治权力结构日益向着现代的以政党、政府组织、大型科技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为主体的“多元化”政治权力结构转变。
其次，结构等级化走向结构扁平化。随着各领域中爆炸式的数据增长和信息叠加，结构冗余的等级化组织已然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上层决策信息在逐级传递的过程中极易遭遇“失真”和“耗散”的困境，导致组织管理效率低下。当算力规模逐渐扩大并嵌入权力结构中时，能够实现数据与信息在科层组织内部无障碍流动，这就要求等级化组织削减原有的多层级结构，缩短组织内信息流程、简化组织业务流程，对权力结构进行扁平化调节和重构。
最后，结构模糊化走向结构清晰化。传统政治权力结构中，上级部门必须留给基层组织足够的“自由裁量权”，这就容易造成不同部门之间角色职能重叠、政策规定之间存在多元解释空间等权责模糊问题。算力能够实现对政治系统和社会面数据的高效收集和处理，使得信息间的关系和逻辑得以被即时计算、分析和传递，真相则随着数据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自动涌现，信息由不对称走向对称，由此形成真理和规律对谬误与错配的支配和纠正，从而使传统时代模糊的政治权力结构逐渐清晰化。
数字智能时代算力对政治系统的再造
首先，多元权力中心出现。数字智能时代政治系统面临着由算力规模扩大所引致的传统政治权力及其结构的解构。数字空间多节点、无中心的空间架构设计弱化了传统意义上“中心—边缘”式的政治系统结构，使得政治系统呈现出多元和分化的特征，形塑出一个新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政治系统，在该政治系统中涌现出许多非政府权力中心，新的权力中心凭借算力优势得以更加高效地参与公共事务，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了传统政治权力中心。
其次，智能政府形态显现。算力渗透进政府治理过程，使得政府在规模控制、决策助力、效率提升以及监管加强等方面都具备了更加强大的效能和优势，决策者的治理理念也因此发生转变。在此基础上，政府在技术滞后于大型科技公司的既定事实下，发挥集中优势抢占算力新赛道，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调度平台，实现对大型科技公司以及社会层面其他算力中心的“弯道超车”和有效监管，就可以实现政府形态的智能化转型。
最后，直接民主时代来临。算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将海量的原始数据收集起来加以计算，并通过先进的算法设计将其中的有效信息以最迅捷的速度在最广阔的空间内进行传播，极大地突破政治体成员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桎梏，将每一个新的权力主体都纳入民主政治参与过程中来，其“内容提供者”“市民新闻记者”等身份角色将在信息的持续性流通和充分共享中得以增强，其人民参与、民意表达、政治回应等民主诉求也将在信息的双向流动中得以实现，从而克服传统社会中信息流通不畅的缺陷。
理论对话与学术增量
（一）组织理论与组织形态：智能化、扁平化与并联化
一是组织形态智能化。“物理空间+数字空间”二元融合的组织模式改变了多层级组织存在的形态，智慧平台的搭建重新整合了过去条块分离的多层级部门，使得组织更具整体性、有机性和智能性。二是组织结构扁平化。算力规模扩大实现上下层级之间信息高速、准确运转，于是原来起到“上情下达”作用的中间层级便显得多余，从而倒逼组织简化职能部门，砍掉“中间层”。三是组织运行并联化。随着算力嵌入政府，决策从经验依赖转向数据驱动，数据占有为组织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决策依据，各级部门可以根据对信息的充分掌握做出及时性、最优化决策，避免决策的滞后性。
（二）政府理论与政府形态：阳光政府、服务型政府与节约型政府
一是阳光政府建设。在算力充足的情况下，对海量政务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后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给公众，可以识别并即时曝光潜在的腐败因素并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将权力运行限制在“数据铁笼”之中，让公权力腐败行为在信息对称化条件下无处藏匿。二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算力的提升可以实现公众一般性需求与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即时对称，并可以实时收集分析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紧急事件信息，快速制定并执行应急方案，从而实现基于对不同群体常规需求和临时性需求数据的分析，提供更加精准的个性化政府服务。三是节约型政府建设。借助算力的提升，政府能够实现行政流程自动化，降低成本；能够实时监控和优化行政能耗，减少浪费；能够分析各部门资金使用情况，控制预算；能够量化评估各项工作绩效，提高效率。
（三）民主理论与民主形态：精英民主、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
在民主的信息和数据技术相对落后的时代，由于信息传递和沟通手段有限，难以支撑实现大规模公众参与的直接民主，因此当时的民主是一种基于“代理性政治”的“精英民主”，权力和信息高度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广大民众的意志只能以间接方式被精英分子“代理”或者“代表”。随着大众传媒的崛起、通信技术的提升以及选举技术的改进，政策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得以大幅提高，“间接民主”逐渐取代“精英民主”。算力的进一步提升则使得民主的大众化和平等化程度进一步提升，算力驱动着大数据、区块链、大模型等技术，使得公众直接表达的意见和建议可以被实时处理和反馈，从而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参与度。
（四）权威理论与权威形态：平权式权威与自由王国
庞大的算力能够将自上而下的政治结构中任何层级所产生的数据全部收集并存储起来，提炼出有效的信息加以传递和利用，并借助自身的可复制性、易传播性等特质在等级森严的政治结构中分化出无数个信息分拣中心，以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发生的损耗和扭曲现象。也就是说，当数据足够充分且算力足够强大时，信息间的关系和逻辑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被计算、分析和传递，真相将会自动涌现并呈现出规律性和必然性，信息不对称走向信息对称，由此形成一种真相对谬误、错配和暗箱操作等不公平现象的支配和统御结构。于是，在算力的驱动下，权力将不再是政治统治和规训约束的工具，而是一种自由而平等的实践，是人类自我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保障。这体现了一种基于多权力中心支配下的政治权威类型演变过程，即由传统时代的“集权式权威”向着数字智能时代的“平权式权威”转变，也只有到那时，卡尔·马克思提出的“自由王国”才能得以实现。
结语：偏斜与路径
算力的公共性价值面临着三重实践性偏斜。一是“算力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算力、数据、算法等资源主要集中在以资本主义方式运作的超级平台手中，可能形成新的信息权力中心和数字集权权威。此外，算力作为一种“类石油”基础资源，将不可避免地掀起“算力竞赛”，算力弱国将失去大数据、算法等领域的话语权。二是“伦理与治理”的矛盾。如何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确保国家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成为政策制定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是数字革命主体阻挠。随着权力寻租空间变小，权力主体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必须自己拿起算力技术工具“砸自己的饭碗”，这就形成了算力革命的“自我否定”悖论。
在中国的情境下，可以着眼于制度设计与技术治理两个维度探寻其化解路径。其一，制度设计之维。完善“党管算力”制度，确保算力的应用方向、发展路径与监管框架符合国家战略利益和社会治理要求，避免因多元权力中心出现而形成的“算力鸿沟”导致算力任性；同时，通过“非均衡”的配置方式将算力资源优先分配给“算力弱势区域”，明确各个区域、行业及群体的算力资源使用权利，并设立监督机制与应急算力资源调度机制，探索算力资源配置的高效路径；此外，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引下，建立算力技术伦理委员会与风险评估制度，确保算力技术的快速发展不至于带来不公平的权力集中问题，强化“党管数据”“党管算法”，避免大型科技公司等新兴权力主体因算力资源的过度占有而罔顾权力的公共属性。其二，技术治理之维。构建“去中心化”算力网络，保障个人或企业在算力调度、大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从而实现“算力所有权”的变更，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算力民主”；同时，建立算力资源弹性分配系统，使更多中小企业和公众能够便捷地使用算力资源，避免因“算力不平等”导致的“算力贫困”；此外，还应推进多元算力技术集成化，如区块链、分布式账本与大数据等技术的结合能够增强公共部门各类活动数据的透明性，智能合约、人工智能自动分析与大数据监测等技术的耦合能够减少监督过程中人工干预的频率，从而降低人为修改的风险等。
尽管算力驱动的数字智能技术带来了诸多挑战，但也为构建新型政治生态提供了机遇。通过合理利用算力与数据资源，可以实现更加高效和透明的治理模式，也可以在掌握国民经济所有信息的情况下，让“计划经济”对于国民经济收支平衡和产供销结构的高度对称变成现实，从而让不管是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还是计划经济的规划秩序，不会再因信息不对称而高度对立。
当然，关于算力对于数字智能时代政治权力的系统性再造，本文主要是从算力对于政治权力的重塑、政治权力结构的重构和政治系统的再造等角度出发进行探讨。至于算力对于不同性质国家政治权力的改造，对于不同国家能力条件下算力的作用方式等相关讨论尚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深入，所以本文仅仅将以上讨论界定为“论纲”，意在表达对未来更为完整且丰富内容的期许。
马光选，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陆涛，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助理
摘自：《党政研究》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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