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洲：以改革创新有效提升中国教育的全球影响力

摘要：提升中国教育的全球影响力既是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必然选择。提升中国教育全球影响力必须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推动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相互赋能。对标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战略需求，当前我国教育国际化仍面临自身能力有待提升、外部压力较大、未来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等难题。为此，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在转变观念、推进内涵式发展、优化环境中有效提升中国教育的全球影响力。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要求，我国必须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进一步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教育的全球话语权与吸引力，增强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引领力、塑造力，发挥教育在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全球教育影响力

战略目标是战略谋划的起点与指针，谋划提升中国教育全球影响力之策首先必须思考其战略方位。聚焦新时代新征程赋予教育的新使命新任务，提升中国教育全球影响力的主要目标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打造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环顾世界舞台，教育影响力较大、位居全球重要教育中心的国家，其教育往往具有“四力”：吸引力、竞争力、引领力、塑造力。以上“四力”既是反映影响力的有机整体，又在影响力体系中各有作用。其中，吸引力是前提，竞争力是基础，引领力是关键，塑造力是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四力”明显增强，尤其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洲国家、传统友好国家等国家与地区，中国教育品牌逐步树立，教育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高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国际吸引力仍处于相对弱势，国际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引进的竞争力不足，对全球教育治理的引领力有待提升，教育思想、理念、制度等方面的塑造力有待增强。例如，我国科研论文总量虽较多，但在国际顶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和原创性成果相对较少；高校国际教师和学生的占比不高，前沿科技领域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与学术合作有待深化；教育体系的国际化程度亟需加强，在国际教育规则与全球议题制定中发挥的作用有限等。

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弥补上述短板，着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只有坚定攀登世界教育高峰的决心，确立打造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目标，才能完成建设教育强国的历史使命。

推动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全球教育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家往往具备相对先进的教育对外开放理念与制度，较强的教育竞争力，并呈现水平高、资源足、布局优、机制活、效益佳等优势与特色。例如，美国教育资源丰富，拥有世界上最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和一流的研究机构，众多高校在全球顶尖大学排名中独占鳌头或位居前列，且其高校制度灵活性高、创新能力强，吸引着来自全球的优秀人才赴美学习与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历程呈现“由小变大、由少变多、由弱变强”的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水平仍然偏低，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具体而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教育对外开放相关政策与法规的前瞻性不足、留学生管理体系有待完善、教育质量与国际领先水平存在一定差距、高校学位和课程的国际认可度不高、国际科技合作水平较低、教师国际化程度不足、海外教育输出能力有待提升等。

面向教育强国建设需求，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必须树立新发展理念，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与制度，对标世界一流教育水平，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完善海内外教育布局，提升教育国际化办学能力，以更高水平的教育对外开放提升全球影响力。

实现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相互赋能。作为世界教育中心的国家，推进教育国际化并非简单地输出教育，而是更看重教育国际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并在国际交流合作中提升本国教育竞争力，以进一步巩固其全球教育优势与话语权。例如，美国高校通过招收留学生、开展国际合作项目、提供在线课程、接受国际校友捐赠等渠道，不仅获得了不菲的经济收入，还增强了美国教育的全球影响力与竞争力。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统计，2020和2021学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分别贡献了390亿美元和284亿美元。澳大利亚的教育输出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推动澳大利亚教育机构不断开发先进教育资源，以提升其教育国际竞争力。2023年，澳大利亚国际学生总数超过60万，创造了约25万个就业岗位，为澳大利亚经济贡献了约480亿澳元，国际教育产业成为该国第四大出口产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不仅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高层次人力资源与科技支撑，也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它主要体现在：通过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国际学术交流等活动的广泛开展，培养了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招收来华留学生、海外办学等渠道，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通过积极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有效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不断增强；通过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制度建设，提升我国全球教育治理话语权，为全球教育事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力量。

不可忽视的是，我国在推动世界教育、科技与文化等事业发展上，也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我国为世界各国培养了一大批知华、友华的人才，许多来华留学生学成后回归祖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的重要岗位任职，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截至2024年，共有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来华求学，其中学历生比例提高到60%以上；智慧教育平台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多国语言的课程资源，极大提升了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面向未来，聚焦建设全球重要教育中心的目标，中国教育必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中推动教育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基赋能、中国与世界双向赋能，进而实现全球教育的共同发展与进步。

提升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面临的主要难题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一规律在教育发展中同样得到体现。当前，我国距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建设目标仍存在不小差距，其主要原因既有内部能力亟需提升，也存在较大的外部压力，更有未来不确定性的挑战。

高水平教育供给能力不足。高水平教育供给能力是教育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国教育发展的必争要地。教育高水平发展不仅受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与各国教育发展基础也休戚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供给能力逐步增强，在全球的位次不断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水平教育供给能力还存在短板。

在高等教育领域，我国高水平教育供给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在国际创新竞争力排名上，我国虽取得了明显进步，但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在世界主流大学排名中，我国高校的位次不断上升，但跻身世界顶尖与一流行列的高校数量仍然较少；在国际留学生教育上，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但其来源国分布、学科专业结构、学位生比例等亟需优化。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瑞士连续14年蝉联全球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瑞典和美国依序紧随其后，中国排名第11，虽在中上等收入国家中排名第一，但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高等教育强国指数2024”数据显示：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区域差异较大，美国保持绝对领先地位，中国与其差距逐渐缩小并继续领跑第二方阵。尽管作为潜在的世界高等教育次中心，中国近年来在世界学术中心度指数、世界科技中心度指数、世界人才中心度指数上的得分不断提升（分别为60分、67分、39分），但与美国（世界学术中心度指数、世界科技中心度指数、世界人才中心度指数均为100分）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在深入推进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我们必须正视差距，努力练好教育高水平发展的内功，构建世界一流教育体系，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吸引力、增强全球竞争力。

外部挑战加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正处于调整期，世界各国在意识形态差异、经济利益冲突、国际政治较量、知识产权纠纷等领域矛盾与对立愈加激烈，各种错综复杂因素的交互深刻影响着教育国际化理念与实践。汉斯·德威特（Hans de Wit）等认为：“国际化取向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已呈现截然不同、更为复杂的实践形态与实践路径。当前，各类机构、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所界定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现象，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学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兰斯（L. T. Tran, J. Jung, L. Unangst, S. Marshall）等指出：“国际化是高等教育转型的战略工具，正引起教育界以外更广泛群体的关注，尤其是其基本原理、运作和影响与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越来越受到与移民、劳动力、毕业后工作权利和经济相关的公共政策动荡的影响。”同时，教育国际化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发展。对此，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杰基·兰比（J. Lumby）等指出，在教育理念与商业需求的双重推动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对全球教育格局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文化变革贯穿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其与国际化各方向关联紧密，影响着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需保持独特性并促进文化之间的平等。

毋庸讳言，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面临较大挑战与压力。其中，意识形态差异是教育国际化不可回避的难题。近年来，我国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教育合作交流受阻，在若干敏感领域甚至出现倒退。如果导致交流合作倒退的症结未能消除，教育国际化障碍就难以从根本上破除。因此，我国必须更加重视如何有效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挑战，在抵御教育国际化逆流中扭转困局，快步向世界教育的中心地带迈进。

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21世纪以来，民族利益、地缘政治、政策挑战、社会问题、自然灾害、科技进步等局势变幻莫测，对全球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民族利益成为不确定性的焦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 Rodrik）的“全球化三元悖论”指出：“有关国家无法同时实现深度全球化、民主治理和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全球化与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国家在开放与保护之间的权衡。”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萨缪尔·亨廷顿（S. Huntington）认为，“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同质化趋势，引发了民族国家对其文化独特性和主权的担忧。民族利益在全球化中的挑战，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体现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自主性上。”全球教育治理的整体利益与民族国家个体利益之间的张力给国际教育合作的深化和全球教育的协同发展带来了重大挑战。

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既影响着全球教育理念、制度、内容、模式、平台等的发展和变革，也在许多国家与教育行业中构筑了新的藩篱，使得我国迈向世界教育中心的难度加大。对此，黄福涛教授指出，近年来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各个国家政策变化使得中国高校在与欧美顶尖大学合作时遇到更多障碍，需采取更加多元化的国际化策略，扩展与其他区域的合作。应对诸如此类的不确定性挑战，我国必须以更宽广的全球视野、更高超的政治智慧、更务实的发展策略，在以变制变与以不变制变的对立统一中破解国际冲突与发展难题，敏锐捕捉教育国际化战略机遇，探索提升教育全球影响力的中国道路。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

提升中国教育的全球影响力必须紧盯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为此，要着力从以下四个方面施策。

转变观念，促进全球教育协同发展。首先，重构中国教育全球化的观念。教育是人类进步的必经之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教育全球化必须正确把握新发展观念的基本内涵与重要特征，避免陷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救急性政策窘境与实践困局。

具体而言，在推进教育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我们要厘清目标思路，确立新发展观念。一方面，要深入理解教育全球化的本质属性、基本规律与核心要素。尽管教育全球化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但必须坚守育人的本质属性，遵循经济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基本规律，紧扣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核心要素，把握教育全球化“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等关键性问题，通过促进全球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流动与合作模式创新，构建共建共享、互通互联、互信互助的教育共同体，在不断提升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能力的同时，推动全球教育共同进步。

另一方面，要深刻把握教育全球化的开放性、互动性、公平性、共享性、多样性等特征，妥善处理好国际与本土、开放与封闭、统一与多元、单向与双向、主动与被动、公平与效益等对立统一关系，推动教育全球化的包容性与可持续发展。在当前世界各国不同价值观、意识形态冲突加剧的背景下，必须进一步强化全球教育的人性塑造、理解包容、人文亲和、价值共享、智性涵养等功能，促进各国教育的对话、交流、融合与共赢，进而助力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

其次，构建中国教育全球化的新发展关系。推动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着各种复杂关系和矛盾，如何平衡各方关系、妥善解决矛盾成为政策调整的重要“指挥棒”。其中，促进全球教育的融合发展必须妥善处理以下三组关系。一是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赖关系。世界是由不同国家与民族构成的相互依赖的联合体，不断扩大的世界普遍交往催生了现代性，使得各国、各民族之间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格局，各国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与文化诸方面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依赖的局面不断强化，形成统一的全球市场。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得以体现。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必须推动与世界各国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教育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构建，打造互利互赢的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为全球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面对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不同利益诉求，“要以最大耐心推动对话协商，找到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二是现在与未来的协调发展关系。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教育领域亦是如此。只有直面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矛盾与冲突在教育领域日益显现。如何以前瞻性思维和灵活性态度，有效协调当前利益与未来发展的关系成为全球性难题。为此，在推动教育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要善于辨析与权衡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不仅要及时有效应对当前不同国家教育利益冲突与体系差异带来的现实挑战，而且要为未来全球教育变革和教育共同体建设争取弹性空间。当务之急是构建全球教育治理框架下的共识形成、共商与协作机制，以未来全球教育融合发展目标为牵引，共同打造应对发展困局的政策“工具箱”，及时管控发展风险与矛盾扩大化，着力破解当前阻碍教育全球化的焦点问题。

三是援助与互助的协同发展关系。相互协作是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其中援助与互助往往呈现对立统一关系。援助与互助既是人道主义的重要体现，也是国际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利益相互交织，因此必须承担共同的责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秉持人道主义精神，根据国家外交战略总体布局，实施了一系列国际援助计划。作为国际援助计划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援助对相关国家的教育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有效提升了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但教育互助功能有待进一步引起重视。步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既要不断完善教育援助的布局与政策，也要积极发挥教育互助功能，及时调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援助与互助策略，推动全球教育发展的互利共赢。

推动内涵式发展，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内涵式发展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提升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关键环节。为此，要高度重视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对标国际标准，提升高质量教育供给能力。教育质量是全球教育的热点议题，也是一个国家教育国际竞争力的集中体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度重视全球性教育质量提升。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全民教育大会发表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中指出：“质量是实现社会公平这一基本目标的前提基础，如果教育质量不提高，仅通过提高入学率并无法保证教育能够充分满足个体和社会的发展需求。”在之后的多个政策文本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强调教育质量的提升是全球可持续发展与教育改革的关键。

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教育流动人口对世界各国的教育质量和特色愈加关注、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日益透明，这导致世界各教育大国围绕教育质量的竞争日益激烈。我国教育对外开放要根据不同国家与教育领域的特点，积极参与教育资源的国际流动与竞争，在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有针对性地推进重点领域的教育改革、有效提高教育质量，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第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提高创新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能力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当今许多国家都拥有共同的总体目标，即朝着创新主导的可持续增长迈进，许多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创新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作用。创新被认为对促进增长和提升竞争力至关重要，也有助于应对社会问题和全球性挑战。因此，创新政策正在成为更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经济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M. Porter）教授等认为，国家创新能力是指一个国家长期生产和商业化创新技术的能力。国家创新能力取决于国家共同创新基础设施的强度（这些跨领域因素在整个经济中广泛促进创新）、国家工业集群中的创新环境以及两者的联系强度。

只有具备世界一流的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教育竞争中取得优势。提升创新能力是系统工程，我国必须进一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与制度，全面、系统推进教育体系改革，以创新精神与能力培养为导向，营造崇尚创新的社会环境，优化学校教育理念、内容、方法、评价等核心环节，以世界一流的创新教育推动教育强国建设。

第三，适应全球化进程，加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包容性。世界各国的文化与民俗因其历史、地理、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而各具特色，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基础，增强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的创新性和包容性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针对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国际组织十分关注文化理解与包容的重要性，鼓励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在一个全球化、相互连接的世界中，国家之间日益相互依赖，文化外交对于促进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通过支持相互理解、信任和接触文化多样性，文化外交在多个合作领域改善了国际关系。这种独特的跨文化对话形式有能力在超越竞争利益的基础上促进和更新多边合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强调，为了应对多样性，采用多维和交叉视角可以促进教育公平与包容，提升学生福祉与学习。此方法支持教育系统为个人发展做好准备，使其能在复杂多样的社会中与他人互动。

教育在促进学生成长、推动多元文化包容互鉴中具有重要作用，深入推动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进一步重视教育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功能。艾登（C. A. Eden）等认为，文化能力不是一次性的成就，而是一个持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扎利（E. Zalli）认为：“通过不同国家的学校和大学之间的合作，学生和教育工作者有机会进行对话、分享经验并相互学习。这些交流促进了思想、价值观和传统的交流，促进了更具包容性和全球意识的教育环境。”

在推动教育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必须坚持尊重文化多样性和不同文化独特价值的观念，制定与完善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政策法规，发挥国际组织在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引领作用，促进多层次、多类型、多渠道的国际文化教育交流、互鉴与融合。

优化教育环境，打造全球重要教育中心。营造良好的环境是吸引世界高层次人才、打造全球教育创新中心的基础工程。优化环境涉及内容广泛，尤其要进一步完善适应教育全球化发展需求的社会文化、社会生活、社会制度，为全球重要教育中心建设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

第一，形成相互尊重的社会文化。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建设全球重要教育中心的社会文化基础。为此，需着力打造全球化社区，在多元文化交流中增进全体社会成员对不同国家文化的理解与尊重，避免文化偏见、歧视与误解，培育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二，打造和谐友好的社会生活。打造和谐友好型社会生活是吸引国际高层次人才来华工作生活、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社会生活基础，需要各级政府、社会机构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为此，要大力促进外来优秀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融合与交流，健全惠及在华长期工作、学习、生活的外国人的就业、创业、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信仰的来华工作、学习人员之间的平等共处与友好交流，营造具有包容性的和谐友好型社会生活环境。

第三，完善法治社会建设机制。完善法治社会建设机制既是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与时俱进完善外国人在华生活便利服务措施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必然要求。随着来华工作、学习、旅游外国人数量的不断增加，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要在严格遵守我国相关法律条款、弘扬法治精神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便利外国人生活的法律秩序与多元预防调解机制，按照严格公正的司法程序协调不同国家居民之间的社会纠纷，确保每一个受到不法侵害的外国人得到及时保护和救济，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立足全球视野，促进人类教育共同进步。全球教育话语权的提升本质上是基于自身实力的有效提升。发展与进步是世界国家的普遍追求，中国教育全球话语权提升的关键在于以先进思想、先进科技、先进教育提高国际教育塑造力、培育世界教育引领力、提升全球教育吸引力。

首先，以先进思想影响全球，增强国际教育塑造力。在人类智慧与文化的宝库中，不同理论流派和思想观念既相互借鉴与融合，也存在差异和竞争。历史昭示，唯有先进的思想方能获得世界各国广泛认可与接受。先进思想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与精神财富，推动教育全球化必须坚持以先进之思想培养先进之公民，进而推动人类之文明的共同进步。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2030行动框架》中强调，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够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公民。

不同国家的思想在对话与交流中被学习、理解、接受与传播，其影响呈现正负双向性。正如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保罗·弗莱雷（P. Freire）指出，教育不是中立的，它要么是解放的工具，要么是压迫的工具。任何思想是否具有先进性必须经历对比、辩驳与实践检验，从而得到不同受众的内心接受。同时，思想传播也有其内在规律，强制性宣传、单向性传播的方式往往收效甚微。

面向未来，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必须思考与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思想并制定实施科学的传播策略，有效提升中国教育的影响力与价值塑造力。在教育思想选择上，要兼顾中国特色与全球价值，做到既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思想的精髓，又能回应当代全球教育发展的共同需求。例如，可在和谐教育、和平教育、教育扶贫、教育治理、可持续发展教育、教育技术等全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上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教育思想传播策略制定上，要精心打造涵盖目标、受众、内容、渠道、方法的一体化教育思想传播矩阵，既要有效交流推广我国先进教育智慧，又要规避单向“教育输出”的刻板印象，在开放对话中激发全球性教育思想的价值共鸣，为先进教育思想实践转化贡献中国经验。

其次，以先进科技造福全球，培育世界教育引领力。先进科技既是全球教育交流合作的核心，也是国际教育竞争的焦点。谁能在先进科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谁就能在全球教育竞争中掌握优势。为此，许多国家通过加大前沿科技的研发投入，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手段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提升其教育现代化能力。例如，美国通过“国家教育技术计划”（NETP）等政策大力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在制定和实施教育强国建设战略的进程中，我国既要努力在核心科技领域争取绝对领先地位，也要在先进教育思想对外输出的过程中依托我国科技在目标国家的相对技术优势与输出成本优势，在错位发展中发挥我国在全球教育格局的引领作用。

尽管我国总体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从全球范围看，已经形成科技成果总量较大、局部领先的科技发展格局，先进科技成果的竞相涌现为推进教育全球化奠定了雄厚基础。例如，我国在5G通信、量子科学、新能源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专利申请量、高质量科研产出、研发投入总额等方面也位居世界领先行列；在全球主流大学排行榜的前100强中，中国大学的数量占比与位次排名不断提升。我国推进教育全球化必须充分利用科技总体先进、局部领先的优势，延揽世界杰出人才，打造全球创新中心。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国家利益、泛安全化等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虽然在许多前沿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大多数科技成果对其他国家处于封锁状态，其科技优势并未完全转化为教育全球化的发展动能。例如，高新科技领域留学生在留学生总量中占比不高；尖端实验室与高新技术领域并不对外国科学家与学生开放，等等。发达国家的高新科技封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提高世界教育引领力提供了契机。提升世界教育引领力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推动开放科学与开放教育，提高科学研究的透明度与使用效率，构建全球教育科技合作网络，促进科学知识与教育资源的全球共享、双向交流与合作。在教育全球化实践中，我国必须强化以科技赋能教育，开辟全球化教育新空间。例如，利用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开发虚拟现实与元宇宙教育场景，打造沉浸式全球课堂，建立全球认可的数字化学历认证系统。

最后，以先进教育服务全球，提升我国教育的全球吸引力。教育发展水平既决定着教育输出能力，也是影响教育吸引力的根本因素。先进教育的衡量标准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不同国家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发展也具有差异性。当前，我国以先进教育服务全球要特别重视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探索制度性破冰之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确定了在教育服务方面所作的承诺，也明确厘定了国外教育资源在中国的可准入市场。根据有关规定，外国学生可以在中国就读，中外合作办学者可以合作举办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但是，不得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等特殊性质教育的机构。“进入新时代，国家制度型开放的重大政策走向为教育对外开放提供了恰逢其时的宏观背景。”根据不同层次教育的关联性和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设需要，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着是否实行制度型开放的时代抉择。毋庸讳言，基础教育对外开放各有利弊：一方面，我国基础教育具有相对较高的国际影响力和全球最庞大的教育人口，推动相关领域的对外开放有助于吸引全球先进教育资源，发挥全球人才集聚及基础教育与其他层次优质教育资源汇聚的联动效应；另一方面，基础教育既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又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基础性关键期，面临更大的意识形态风险与挑战。为此，基础教育对外开放的相关议题需审慎对待、合理施策。

二是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渠道。服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大学的国家使命与责任。推动教育对外开放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一方面，要深化拓展与世界各国在教育领域的互利合作和交流互鉴，积极开拓国外教育市场；另一方面，要在国内教育市场提供优质的全球性教育服务，实现教育在地国际化。只有扎实推动教育领域可持续的“双向循环”，才能真正提供先进教育服务，进一步增强中国教育的全球吸引力。总体而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在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中平衡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有效平衡开放与坚守的关系。

三是提供多元化教育服务。要及时精准研判全球教育市场动态需求，有效提供具有智能化、高水平、针对性等特征的多元化教育服务。例如，广泛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拓展全球性开放教育资源，系统性开发国际一流在线课程，提供国际化优质在线教育服务，推动知识的全球共享；鼓励高水平国际合作研究，汇聚全球高层次人才开展科技联合攻关，解决全球性发展难题，共同推动技术发明与知识进步；通过政府、民间、新媒体平台等渠道，构建多元化、立体式国际人文交流平台，开发具有中国先进文化特色、适应国际文化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举办多样化的国际人文交流活动，扩大交流范围，提升中华文化和中国教育的国际吸引力。

徐小洲，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导，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主要着作有《经济转型升级与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策略》（合着）、《高等教育论——跨学科的观点》（合着）。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7期（注释从略）